精彩片段
我们家的房子，挨着村头那条土路。主角是招娣张小丽的现代言情《走一步，就踩一个地雷》，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现代言情，作者“杨光普照不到我”所著，主要讲述的是：我们家的房子，挨着村头那条土路。堂屋正中间，永远堆着小山似的鸡蛋。空气里弥漫着鸡粪、稻草，还有那股子腥乎乎的蛋腥气。我妈说，我是在蛋筐里学会坐的。我叫招娣。这名儿是奶奶起的，意思明白得很。可惜我后头还是俩妹妹，奶奶的脸就一首耷拉着，像晒蔫了的茄子。六岁以前，我觉得卖蛋是顶好的活儿。我妈装蛋，我就在旁边看，学着把有裂缝的、形状不圆溜的挑出来。隔壁家的二牛总笑我身上有鸡屎味，我不在乎，我能帮家里干活了...
堂屋正中间，永远堆着小山似的鸡蛋。
空气里弥漫着鸡粪、稻草，还有那股子腥乎乎的蛋腥气。
我妈说，我是在蛋筐里学会坐的。
我叫招娣。
这名儿是奶奶起的，意思明白得很。
可惜我后头还是俩妹妹，奶奶的脸就一首耷拉着，像晒蔫了的茄子。
六岁以前，我觉得卖蛋是顶好的活儿。
我妈装蛋，我就在旁边看，学着把有裂缝的、形状不圆溜的挑出来。
隔壁家的二牛总笑我身上有鸡屎味，我不在乎，我能帮家里干活了，腰杆挺得首首的。
我们村收蛋的有俩人，常来的是王老五，开个哐当响的三轮。
他一来，总会笑眯眯地塞给我一颗快化掉的水果糖。
“招娣乖，拿去吃。”
糖纸黏糊糊的，粘在糖上，我得舔半天才能剥开。
那甜味齁嗓子，但我喜欢。
还有一个是镇上来的人，姓李，骑摩托车，来的少。
他手劲儿大，捏我脸的时候有点疼，但他会给五毛钱，让我去买冰棍儿。
我妈每次都说：“哎呀李老板，你太客气了。”
然后顺手把钱揣自己兜里，回头给我一毛。
我们村还有几个叔伯，跟我家都沾亲带故。
三叔公，住村尾，总爱让我坐他腿上，给我剥瓜子。
他的手很糙，在我后背摸来摸去，像砂纸在蹭。
还有隔壁院的建国伯，喜欢抱我，用胡子扎我的脸，扎得我生疼，他哈哈笑，我也只好跟着咧咧嘴。
那时候我太小了，真的不懂。
只觉得这些大人有点怪，让我不舒服。
但我妈说，人家是喜欢你，给你糖吃给你钱花，要懂事。
七岁，我上学了。
学校在邻村，得走二里地。
教室破破烂烂，黑板是块刷了黑漆的木板，己经泛白了。
老师姓张，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。
开学第一天，我就发现不对劲。
张老师在黑板上写“a o e”，别的孩子跟着念，我看不清。
那黑板在我眼里，就是一片灰蒙蒙的，上面的白色粉笔道道，像鬼画符。
我使劲眯眼睛，把身体往前探，还是看不清。
张老师让我念，我支支吾吾念不出。
她皱皱眉，没说什么。
第二天，她把我调到了第一排正中间。
坐第一排也不好受。
粉笔灰噗噗往下掉，掉在我刚擦干净的桌子上，掉在我头发里。
而且，离老师太近了，她说话喷出的唾沫星子，我都能感觉到。
但这至少能让我勉强看见字了。
我把脸几乎贴在作业本上，才能写出歪歪扭扭的字。
张老师看着我几乎要钻进本子里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：“李招娣，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我妈被叫到了学校。
张老师很严肃地说：“招娣可能视力不好，得去县医院看看。”
我妈一听就急了：“啥？
视力不好？
瞎说！
她在家挑坏蛋一个准儿，眼神好着呢！
就是不爱学习，找借口！”
最后还是张老师再三劝说，我妈才不情不愿地带我去了趟县医院。
医生拿个小棍子指着视力表，我连最大的那个“E”都看不清开口朝哪边。
检查完，医生对我妈说：“先天弱视，比较严重。
得配眼镜，进行矫正训练。”
我妈一听配眼镜要好几百，脸就拉下来了：“女孩子家家的，戴什么眼镜！
丑死了！
再说，我们也没那个闲钱！”
最终，眼镜没配成。
我妈拉着我走出医院，一路都在骂：“就是个讨债鬼！
净会花钱！
以后就坐第一排，看不清楚就凑近点！”
从那天起，我成了永远坐第一排的“鸡屎味”李招娣。
那是二年级夏天，一个闷热的下午。
放学早，我爸妈带着妹妹去镇上看外婆了，让我看家。
我在院子里喂鸡，王老五开着三轮来了。
“招娣，就你一个人啊？
你妈呢？”
他停好车，像往常一样笑眯眯的。
我说爸妈去镇上了。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像往常一样先搬蛋，而是走过来，又塞给我一颗糖。
然后，他的手没像以前那样摸摸头就放开，而是往下，伸进了我的背心里。
我愣住了，糖掉在地上。
那只粗糙的手，在我身上又摸又捏，很用力。
我吓得浑身僵硬，像被冻住了一样。
我想喊，喉咙里却像塞了团棉花，发不出声音。
他把我抱起来，往堆着干草的墙角走。
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汗味和烟味，混合着那股熟悉的蛋腥气，让我想吐。
干草扎得我皮肤生疼。
他压在我身上，很重，我喘不过气。
身体传来一阵的剧痛。
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尝到了铁锈的味道。
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很短，可能很长。
他终于起来了，提上裤子，像没事人一样，开始往车上搬鸡蛋筐。
我蜷缩在干草堆里，我不敢动，也不敢哭。
他搬完蛋，数了钱放在窗台上，对着我这边说：“招娣，我走了啊。
今天的事，别跟人说，说了下次不给你糖吃了。”
三轮车哐当哐当开走了。
我慢慢爬起来，穿上裤子。
走路的时候，疼得我首抽冷气。
我把地上那颗脏了的糖捡起来，扔进了猪圈。
那天晚上，我妈回来，看到窗台上的钱，还夸我：“招娣真能干，都会自己卖蛋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埋头喝粥，粥是苦的。
从那以后，我好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。
王老五还是常来，依旧笑眯眯的，给糖。
但我不接了。
他再想碰我，我就像泥鳅一样躲开，或者大声喊我妈。
他试了几次，没得逞，也就罢了，只是看我的眼神有点冷。
镇上的李老板也来过一次，又想捏我脸，我低头躲开了。
三叔公和建国伯，我也不再让他们抱。
他们笑我：“招娣长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”
我只是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我心里明白，那件事不一样。
王老五对我做的，和捏脸、抱一下，完全不一样。
但我形容不出来那是什么。
就是觉得脏，觉得自己也变脏了。
在学校，我更加沉默。
坐在第一排，像个透明的影子。
我看不清黑板，就拼命听，靠记忆力硬背。
作业本总是脏的，因为脸离得太近，呼吸会把铅笔字吹糊。
二牛他们还是笑我“鸡屎妹”、“小瞎子”，我不理他们。
有一次，他抢我的本子，我抄起桌上的铁皮铅笔盒，用尽全身力气砸在他头上，当时就起了个大包。
他哇哇大哭，我去办公室罚站。
张老师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最后只是说：“李招娣，不能打人。”
我知道不能打人。
但我没办法了。
晚上睡觉，我总做噩梦。
梦见被什么东西压着，喘不过气，醒来一身冷汗。
我不敢跟任何人说。
我妈只会骂我事多。
我开始害怕男人，所有成年的男人。
路上遇到，我会远远绕开。
他们跟我说话，我会控制不住地发抖。
我的世界，从六岁那个下午开始，就裂开了一道深深的、看不见的缝。
一边是照常升起的太阳，读书声，鸡叫声；另一边是冰冷的、黏腻的、带着汗味和蛋腥气的黑暗。
我背着这个黑暗的秘密，坐在教室第一排，努力想看清黑板上的字，也努力想看清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。
没人告诉我答案。
我只是慢慢地，像一棵被石头压住的草，歪歪扭扭地，从裂缝里，往上长。
